摘要: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弟弟邓垦谈话提出生产发展后财富分配是个大问题;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动摇。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是邓小平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和贯彻。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遗嘱;分配;四个坚持;“九•一六”重要谈话
收稿日期:2009-11-27
作者简介:潘鈜(1932-),男,浙江永康人,原中共上海市教卫党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人物和党的科技教育方针政策。
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的谈话[1](P.1363,1364)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邓小平生前留下的“政治遗嘱”,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九•一六”重要谈话,对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科学发展观,更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邓小平“九•一六”重要谈话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是十二亿人口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大问题,也就是怎样在全国防止两极分化,妥善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这个问题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提出来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生产不断发展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在8年后的这个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又把它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这充分说明两极分化问题已经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也充分说明邓小平无时不在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始终关怀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失时机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郑重的告诫。
“九•一六”重要谈话发表在2004年公开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但南方一份大报不久前摘编了一篇文章,说:“最近,这一谈话被披露出来”,说它是“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2],还说:“过去他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但是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晚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就是,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文章作者这样来理解邓小平“九•一六”重要谈话是令人惊讶的。众所周知,邓小平历来主张经济、政治两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搞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6年他就说过:“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P.154)生产发展后要及时抓好分配,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1985年就已經提出来了,1993年和邓垦的谈话是原先的认识经过八年形势快速变化和他的观察分析,所作的更加深刻的判断,而并非是他过去完全没有想到的、新产生的思路。这一点,只要梳理一下邓小平近八年来对分配问题认识的发展历程,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分配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邓小平初次提出要注意解决分配问题,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领域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在,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先富后富的战略必须在政策和目标上防止两极分化。1985年3月,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P.110,111)同时还提出了防范措施:“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来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3](P.110,111)尤其是1988年9月,他进一步提出沿海发达地区支持内地建设的“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P.277,278)1990年7月3日,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邓小平说:“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1](P.1317)同年12月24日,邓小平告诫:“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P.364)
(二)1992年1—2月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把解决分配不均作出突出问题提出来
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3](P.373-374因为提得太早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提得太晚又会产生分配差距越来越扩大。邓小平认为比较合适的时机是生产力提高到小康水平的时候,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3](P.374)
(三)“九•一六“谈话作为邓小平生前一次极其重要的谈话,更进一步强调分配是“大问题”
邓小平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993年9月16日他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4)讲得多么深刻、多么透彻啊!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邓小平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分配统一的理论:生产决定分配,因为不仅分配的对象是生产的产物,而且分配的结构和方式也是由生产决定的。但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消费,分配对生产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分配问题处理得好就能促进生产,相反分配不公,其结果是生产的倒退和破坏。邓小平正是这样,他是先抓好生产,然后不失时机地妥善处理好分配问题,十分及时地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考虑效率优先,又重视社会公平,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开、公正和公平,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可见,邓小平“九•一六”重要谈话是他1985年以来对生产和分配问题认识深化的结果,它统一于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思考之中,和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是一贯的、一致的。它是邓小平对分配问题认识的飞跃,而并非是高一个层次的“对发展问题认识的飞跃”,更不能说是“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二
南方那份大报摘编了“反思”一文后,接着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邓小平晚年反思启示了我们什么》的方舟评论。[4]由于“反思”本身对邓小平重要谈话理解的不完整和不准确,因此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启示”也就必然提出一些更难令人同意的观点。“启示”说:“现在看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中国发展道路即邓小平理论,就其所解决的问题来说,是回答温饱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其核心主张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邓小平讲的‘先发展起来’。但是1990年之后,中国总体上走出了温饱社会,整个社会的需求发生改变,相应地要求发展思路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涉及对邓小平理论的内涵和它的重要地位、作用这样一个基本的也是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认识。
尽人皆知,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它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等文献有明确的表述,“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5] (P.13)至于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各式各样的概括,中宣部的“学习纲要”扩展为16条;有的专家则以发展为核心从8个方面进行概括;[6](P.102,108)有的专家认为邓小平理主要内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先富带动后富论,小康社会论,两个大局论,一国两制论,时代主题论。[7](P.1)总之,内容非常丰富。而“反思”一文却把具有如此丰富内容的邓小平理论“简化”为“是回答温饱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其核心主张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邓小平讲的‘先发展起来’。”这是十分片面的,也是十分错误的。正因为作者的错误理解,所以“启示”之二的“蛋糕”不仅要做大而且还要做好和切好问题,就很自然地被理解为邓小平理论只能解决“蛋糕”的做大问题,而不能解决“蛋糕”的做好和切好问题;邓小平理论只能解决发展经济问题,而不能解决发展政治社会、促进人的全面發展问题;“启示”之三的邓小平理论只能解决1990年代以前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1990年代以后中国总体上走出了温饱社会以后的发展问题。很明显,这样的“启示”除了歪曲邓小平理论,给人们制造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十分明显,“反思”和“启示”两篇文章都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九•一六”重要谈话,前者把邓小平对分配问题认识上的飞跃“拔高”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反思,实际上是把邓小平对防止两极分化的预告倒退了8年;后者又把邓小平重要谈话误读为只适用于1990年以前,只能解决发展经济问题而不能解决发展政治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三
我们还必须看到,“九•一六”重要谈话邓小平首先谈的是政治上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邓小平反复谈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
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1] (P.1363)邓小平特别提出人民民主专政,他说:“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邓小平还谈了四个坚持之间的紧密关系,强调“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说:“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1] (P.1363)
1979年3月30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小平说:“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8](P.173)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3] (P.195,197)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中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3](P.364,365)
1992年1-2月,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重复1990年说过的话:“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强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P.379,380)
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14年过去了,1993年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说它们是“成套设备”,再三讲“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邓小平这样反复叮嘱,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看到它有极大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邓小平还特别提出:“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1](P.1363)邓小平强调这三个“还有”,深刻地表明他提出的四个坚持,还有待于后人通过深入实践对它的内容、方法等不断發展、不断丰富;邓小平理论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所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九•一六”重要谈话,应该把他谈话中的分配问题和四个坚持问题统一起来、联系起来,而不应该孤立起来、分割起来;要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全面贯彻。邓小平同邓垦同时谈这两个问题决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十分深刻意义的,这是他认真观察研究分析我国当前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邓小平认为只有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同时抓好,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政权,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这个大问题,改革开放才不致落到两极分化的危险地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四
邓小平把希望寄托在年富力强的年轻一代,在“九•一六”重要谈话中,他满怀信心的地说:“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3](P.1364)的确,我们高兴地看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以百倍的努力,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9](P.16,25),胡锦涛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的“十个结合”时就重申:“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还指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九•一六”重要谈话的精神一定能够得到很好地实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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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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