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张焕纶所创办的正蒙书院（后改名为梅溪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虽然它采用中国固有的“分斋教学法”，但实际的课程设置、教授内容、教学组织管理等为西方学校制度的模拟。本文通过描绘正蒙书院的历史沿革、办学理念、课程安排、教学情况来指出张焕纶与正蒙书院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国近代 张焕纶 正蒙书院 小学教育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方有志之士积极探寻富国强兵之道。其中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股新教育之风的影响下，一批“先知先觉”者意识到“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以改良教育为己任，不畏艰难，自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正蒙书院，由此改变了传统文化独占小学教坛的局面，拉开了近代小学教育改革的序幕。
一、 张焕纶与正蒙书院的历史沿革
张焕纶，字经甫，出身于上海本地商人世家。由于童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亲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其“幼读书即有经世志”。青年时入龙门书院，师从著名学者刘熙载而成为上海名儒，不拘于迂腐空疏的义理考据，关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世之学。1878年，张先生以《上曾侯条陈》向曾纪泽提出六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可以看作是他创办蒙学的思想基础。里面提到西方“制胜之本，不在富强，其军民相视，上下一体，实有暗合于儒者之言，则其为政教必有斐然可观者”，“窃谓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西国孩童皆有书院，犹得古者小学之意。今虽设有出洋局，然费巨难继，所养仅百人，岂能家喻户晓？不如取各国学校书院章程，翻译成书，寄归中国，请先于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取古人教弟子之法，而略以西法参之，冀希推广”。［１］这段话指出了洋务运动急功近利的弊端，提倡“教者政之本，教成则政立”，并且蕴含普及启蒙教育的思想，令曾纪泽、郭嵩焘刮目相看。
但张先生并没有把雄心壮志停留在上书、议政上，他感“吾国人材多汩没于虚浮无用之学”，以“实学培后进，储为国用”为己任，积极投入到创办蒙养学院的实践活动中。同年12月，张经甫与书院好友沈成浩、徐基德、范本礼、叶茂春和张焕符租屋创设私塾，取蒙以养正之义，名正蒙书院，招收学生40余人。起初，书院的费用来源主要靠本地乡绅资助，如先后任校董的姚天来、王宗寿、范凤藻、叶茂春、曹基善等，而教员教书不取分文报酬。但即使这样，随着学生增多，费用仍入不敷出。到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道县岁捐钱六百千”，使书院得以维持。［２］光绪八年 (公元1882年)苏松太道邵友濂看到张焕纶办的正蒙书院“生徒近百人，少长有秩，讲授有序，董率有节，作息有程，彬彬乎如游古党庠术序间，与博士弟子相酬对”，大为嘉赏。但又叹服张焕纶“用志之宏，任道之毅，而虑其力不继也”，于是筹集经费，购地建屋；存典生息，改善师生生活。又增设英、法文馆，聘请通晓西学的人担任教师。［３］张焕纶感慨官方支持，“功令，书院隶于官，且旧称正蒙，近一姓家学，义不敢居”，［４］主动将该校改为官办，因该校位于“梅溪故址”，就正式改称“梅溪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廷下令全国各地的书院改为学堂。梅溪书院遂改名为“梅溪高等小学堂”。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张焕纶归道山，被推举为校长。宣统三年，官款断绝，张焕纶请市厅补助，梅溪改名为“市立梅溪高等小学校”。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为市立初等小学，后改称上海市立梅溪小学。民国35年改为上海市第四区中心国民学校。1950年改称蓬莱区第一中心小学，1956年称蓬莱路第一小学。1984年建造新校舍，恢复梅溪小学原名。虽然数度改名，但梅溪一直秉承张先生的办学理念，在百年沧桑中屹立不倒，成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学校之一。
二、书院的办学宗旨与组织管理
正蒙书院受当时社会新思潮的影响，改变了传统蒙学注重礼仪、洒扫、应对等旧章，以读书为体，治事为用，注重培养体用兼备的人才，这使近代小学首先从办学理念上有所突破，不再拘泥于诵经读典，为后来各所小学起了榜样作用。张先生曾谓：“儒者有五蔽，蔽于考据琐屑，则儒而贾；蔽于词章泽涂，则儒而忧；蔽于理学玄虚，则儒而释；蔽于象数祸福，则儒而巫；蔽于功名富贵，直儒而贼矣。”［５］虽然他对儒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并不是盲目地加以否定。从总体上来说，他的思想与“中体西用”相吻合，书院的道德教育以儒学为主，而课程设置、教授方法则更贴近西方的学校教育模式。重器识，轻文艺，尚博爱，耻独善，以体现“明义理，识时务”的宗旨。
正蒙书院的教学组织也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远师古小学教人之遗法”，模仿宋代著名教育家胡瑗“分斋教学法”，分经艺、治事两斋，以国文为经艺，以数学、格致、诗歌、英法文等为治事，并在课余兼习击球、投壶、习射等游戏之课，后又增加商业课程，兼施实业教练，以体现“读书为体，治事为用”的教学原则。另一方面 “近采泰西小学校之成规”，教学采用多级教学制，按学生原有水平（主要是国文水平）的不同分为多个学级，每级一个班，每班置一班长，每斋置一斋长，斋长上有学长。如果国文水平比较高，那就可以升班，相反，如果英语、数学比较好，而国文不到头班，就仍然不能毕业。这是中国小学史上首次采用班级授课制组织教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学校管理上，教师要以父兄的感情真心对待学生，使师生处于和谐关系中。但同时也要严格要求学生，“治学生当如治兵，终日之间，自晨动以至晦休，无不与共。膳则与学生同席，宿则与学生共舍，视学务直如家务焉”。这种管理方式不仅有序，而且能随时把握学生的动态。［６］另外，书院每七天有一休沐日，亦称游息日，以游息为主，开展多种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学长、斋长、班长各负其责，“递相监督”，这既可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又可锻炼和培养学生干部的管理能力。这些都可以看出张焕纶的办学思想以实用为主，处处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
三、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正蒙书院的课程设置已基本具有现代课程的雏形，它汲取了西方分科思想，在学科设置上较明显地具有了近代学科意识：“以积学、寡过、养生三事课弟子，合乎西洋德、智、体三育”。［７］其中，国文、数学、英法文等可称为智育，所学内容与社会发展相联系，而不是拘泥于考据琐屑之类。据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他初入学时，分在五班，所用教材为《蒙学读本》、《华英初阶》、《笔算数学》等，后因为在上课时指出老师一处错误，老师考其国文水平后，就直接跳到了二班，这说明当时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刚到二班，老师就出了一个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和一个经义题“古之为关者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题目虽然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与当时社会息息相关，胡适也由此开始关注社会新思想，接触到梁启超等人的学说。
在体育方面，所设课程有投壶、习射、击球、超距、卫生、习武等，分日轮流演习。书院注重实践和爱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感。在中法战争时，张焕纶平时日间让学生进行队列等军事方面的操练，夜晚则带领他们在上海城内巡逻。因此，后人评论该校“是上海最早实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同时是上海童子军的老祖师”。［８］
在三育之中，德育置于首位。邵友濂在《梅溪书院记》中说：“自师儒之道既衰，子弟胜衣就傅，贸然不知有揖让恭敬之节、礼乐书数之文，狎侮虚诞，习与性成，害锢于人心，患中于风俗。”［９］中国数千年的蒙学教育得出的经验之一为“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对人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小学时期必须重视道德教育，养成良好的品性。正蒙书院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选取古人“嘉言懿行，日为常课，而勖之以敦品励行”，以“和厚、肃静、勤奋、精熟、敏捷、整洁”条目六项，“日课学生之功过，积分而升降之”，并以四德目“和厚、肃静、勤奋、整洁”为校训，制歌四章，俾学生以时讽诵。［１０］
在课程教授上，书院以白话文教学，讲解与记诵并重，突破了古代死记硬背、不求理解的教学模式，而且以俗语译文言，一方面有利于普及教育，另一方面使教学的语言形式得以改变，促使不久之后白话文教材的出现。书院老师主要遵循因材施教原则，按照学生的性情旨趣，变化其气质，发达其智识，“规则虽严，而情意不阂，课程虽密，而精力足给”。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正蒙书院已经具有现代新式学校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在道德教育上，它挖掘古代传统的精华，提倡个人的社会道德人格，摒除了中国两千年来“忠君、尊孔”的思想， 从而很好地协调了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四、书院创办的成绩与价值
书院办学二十余年，学生超过数千人，而且成就出众，培养的学生“学贯东西，通达时务”，政、学、商各界均有知名者。它的创建首开我国近代小学校之先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实业教育家黄炎培说：“吾国教育，上海发达最早，而上海小学，梅溪实开其先。”［１１］对于该校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所居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张焕纶作为“提倡中国新教育最早的人”，其历史功绩也不可抹杀。在建校40周年纪念会上，江苏省颁“学津先觉”额，“一以彰先生之典型，一以示后学之楷模”。［１２］
正蒙书院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得以创建和保存主要基于张焕纶先生的创新精神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在“士大夫或醉心于贴括，或仇视新学”之际，“先生独奋于俗流之外，远师古小学教人之遗法，近采泰西小学校之成规，联同志数君子，通力合作，聚徒数十人，分曹讲习，规制粲然，一中国四千年来最先改良小学校也”。［１３］张焕纶先生没有出过洋、留过学，但学校的管理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却与西方学校制度多有相似的地方，不被旧时书院规章所束缚。而且初创时举步维艰，社会舆论非议颇多，寡识之士，相顾骇怪，但张焕纶“屹然不为动，与生徒辈孜孜讨论，喑口焦舌，穷日夜不倦”。［１４］
这种与时俱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成为梅溪学院的灵魂，一直为梅溪学院所倡导。如职业教育兴盛之时，梅溪学校增设商业课程，辟学校商店为实施职业训练。沈宝昌曾言：“海上昔日著名之校，如方言馆兵工学堂，今日已成陈迹，其他私人设立之小学，相继停办者更不胜偻指，独梅溪旧同学一秉经甫先生之遗训，有举不废，尽力保存。”“但愿梅溪学校之职员学生，以及我上海办学诸君子，人人以经甫先生为法，不避艰难，不畏疑谤，矢之以恒，持之以毅，力为教育界放一异彩。”［１5］这段话放在今天，也是深有启示意义。现今，新课改进行得轰轰烈烈，学校领导、教师不断推出各种新理念、新方法，但很多却在半路夭折。这里面固然有许多因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为名为利，他们既没有真正从教育未来的发展方面考虑，又没有坚持的勇气，于是在短暂的灿烂之后便迅速陨落。事实上，要办好一个学校，管理好一个班级，甚至纠正一个学生的错误，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需要的正是一种“不避艰难，不畏疑谤，矢之以恒，持之以毅” 的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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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797.
［10］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69-571.
［11］［1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76.
［1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71.
［1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72.
［1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