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鸟器尖叫起来，王登东没有表情，两台涡扇发动机射出炽热的尾气，震颤着他的胃和手腕。前方，四架飞机已经相继启动。
“出发！”塔台下令。王登东一把推上油门，一股强大的推力压在他的背上。5秒后，他的苏-30飞离跑道。王登东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师率先装备苏-30，并担负东海防空识别区警巡管控。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不满周岁就飞临朝鲜战场上空，击落击伤敌机117架，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
一个多月前，该师在2015年空军自由空战比武中赢得团体冠军，而这支部队飞行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此次对抗考核，王登东和他的队友陈权龙、王帅等4人摘得新一届“金头盔”。“金头盔”被誉为中国空军歼击机飞行员的至高荣誉，代表着对抗空战训练的最高水平。2011年开始，空军每年举行一届“金头盔”空战比武，来自空军各部队的百余名尖子飞行员角逐不到10顶金头盔，所以，“金头盔”在飞行员心里，就是实力、荣誉和责任的象征。
为了贴近实战，本届比武更是将一对一的单机对抗扩展到全程二对二的编队对抗，并将比武最高奖的团队冠军命名为“天鹰杯”。要想成为“天鹰”，每个参赛团队都要和不同机型、不同对手轮番较量，就像争夺“世界杯”一样循环比拼。
贴近未来空战
34岁的王登东已经飞了一千五百多个小时，是新飞行员眼中的“老飞”。最近，他和搭档在2016年的首次飞行任务是复习基本动作。
“这很简单。”王登东说，但还要像第一次飞行一样一轮轮检查装备、飞机航油、武器加挂。在起飞前夜，他拿着一个巴掌大的白色飞机模型，在空勤楼的大厅里反复比划着起降、着陆等基础动作，他说，“‘生动的重复’蕴含着大道理！”
“调整油门……下降……高度300……”他口里喊着，左右环顾，一边弯下腰，飞机贴近地面、滑动、停在大厅的瓷砖上。“老飞行员往往会在基础动作上放松警惕，未来空战瞬息万变，你1秒钟的麻痹大意，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变成敌人靶机！”他表情严肃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刚结束的2015年“金头盔”比武，王登东与团长陈权龙互为掌僚机，人称“金牌搭档”。王登东擅长近距离格斗，双机对峙，一旦构成攻击条件，他都能精准出击，命中目标。而掌机陈权龙飞行经验丰富，对空中态势把握精准，主要担负空中指挥员。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大队长，在地面俩人各司其职，上了天“合二为一”。
空军部队流行一句话，“上了天没有军衔，只有战友和对手”。某团训练评估会上，有飞行员在分析飞行数据时，毫不留情地指责自己的领导搭档：“这要真打仗，和你做队友，就等着当‘活靶子’了。”
36岁的陈权龙崇尚进攻，他认为“空军是天然的进攻性军种，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在一次比武中，他驾机与对手迎头对峙，双方都想占据先机，优先发射导弹。僵持中，两架飞机危险接近，“当时，双方飞机速度均在700公里以上”，换句话说：只要一瞬间，两机就会相撞。
“规避！”地面指挥员下命令。“汗毛孔都立起来了，眼看着一个大家伙冲着你撞过来了。”陈权龙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2006年，陈权龙进入A团，到现在已获得16项个人比武第一，今年成为全空军为数不多的“金头盔”“金飞镖”双料飞行员。
空军“金头盔”自由空战、“金飞镖”突防突击、“红剑”体系对抗三大实战化训练品牌，就像一个个磨刀石和孵化器，助推着空军飞行部队的实战能力和训练水平。
该师B团司令部空射主任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些年，相对落后的训练理念和模式还让他感到过训练挺无趣。“除了飞行时间在增加，年龄在增加，我没有一种战斗机飞行员应该有的骄傲感。”
2014年4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空军时提出“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中国空军从此以战略性军种的姿态踏上加速转型的道路。2015年9月，一位空军首长也公开表示，“空军到了改革关键期和转型攻坚期。”
因此，2015年的“金头盔”争夺战也变得更加贴近实战，一百六十余名尖子飞行员在西部大漠对战20多天，全程使用电子对抗、全程实施编队空战、全程采取背对背交战，为确保每一分成绩公开公正公平，必须坚持飞行员自评、互评和专家评相结合。换句话说，要想争得“金头盔”，陈权龙和王登东所驾驶的苏-30需要和所有参赛三代机交手。“未来战场上遇到同型机的概率非常低，研究异型机空战，更贴近于未来实战的环境和对手。”陈权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脖子以上的战斗
空战对抗前，王登东心中设立了最大假想敌：某新型歼11。“设备先进、对手强大，之前与之对抗经验不多。”他还听说，一个兄弟部队曾在比武中被该型飞机追着满天跑。
苏-30是俄制多用途重型战斗轰炸机。2006年，由歼-7改飞苏-30的王登东分外激动，因为那时这是中国最先进的战机。
改装之前，王登东开始觉得有点吃力。2010年，在一次实战化程度很高的红蓝对抗演习中，王登东驾驶战机还没有锁定对手，就已经被对方截获打中。
“对手就是某新型歼-11飞机”。他的优势首先展现在先进的电子设备上。“就像我拿把短剑，对方却拿个长矛。而且人家视力1.5，我的视力只有0.6，我们还没来及出弹，就被人家干掉了。”王登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王登东所在师飞行员郑平，代表B团参加首届“金头盔”比武，郑平和战友驾机升空，战斗异常激烈，急转、咬尾、攻击，从态势看，他们一直追着对手打。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凌厉”的攻击都打在了棉花上，“对方实施电子干扰，我们连影子都没看着。”
战败复盘，他们警醒：一场“脖子以上的战斗”打响了！
“观念的差距是真正的差距，也是最可怕的差距，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在平时训练中，真正把未来空战搞清楚，把手中装备搞清楚，把敌情搞清楚，真的到了那一天，才有实力说不辱使命。”王登东说。
从那以后，郑平的公务包里总是放着一本《孙子兵法》。他最喜欢的是《用间篇》，“用间放到现在就是‘信息‘的意思，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拥有决胜权。”
和该型歼-11飞机同台较量时，王登东和陈权龙的压力都不小。“一块硬骨头，咬不动，吞也要吞下去。”这是他们彼此的默契。
“对于长矛来说，它力求不进入近距格斗，那么我们就通过放‘烟雾弹’来干扰它，让其中远距的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他们口中的“烟雾弹”就是“电磁干扰”，他们用电子干扰设备迷惑敌人，最终诱敌进入“贴身肉搏”。
在中距位置，对方曾试图用雷达将其截获。王登东的飞机迅速机动扭转，躲开其攻击区域。而此时，对方一个盘旋转身试图再次攻击，位于低高度的王登东一个仰头，极速前进到高空，咬住对方尾巴，一举击中。
战斗完毕，王登东下来飞参判读。他一转头，发现刚才的对手正站在他身后，“嘿，真有两下子，几天没见，电子对抗的水平有板有眼的！”“我当时一笑了之，但心里想这有何难？未来信息化空战，脑子得常转常新。”王登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赢在毫厘之间
大多数空中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间。
在一场比赛中，“敌机”在距离15公里的位置，向王登东发射了一枚导弹。飞机要规避，必须精确计算时间到米秒不差，这意味着，我要在10秒内完成所有动作，而且各项条件都要拿捏到位。陈权龙说，随着“金头盔”比武难度强度空前加大，想要创造大比分的战机，几乎不可能了。
郑平拿2015年的“天鹰杯”举例。这次比赛中，他所在的空军某师B团共进行了18场比赛，最终险胜，获得“天鹰杯”。
然而，他们赢得并不轻松，严格来说，是险胜。
按照惯例，第一局双方互相摸底，这是最难打的一局。郑平和队友驾驶B团两架飞机并排飞行，一阵猛烈进攻，他们希望以此打乱对方空中态势和战术布局。然而，以同样阵型应对的对方飞机仿佛看出了他们的意图，在空中回转盘旋中，突然咬尾，郑平和队友落败。
第二局，郑平与队友扳回一局。
“进入决赛，大家都不是弱队。判断对方意图后，谁做出调整最快，在下一局的比赛中会有更好的效果。”B团飞行一大队大队长杜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三局，B团部队在第一局战法上稍微调整，再次胜出。
“现代空战已经过了单纯拼胆量、拼力气的时代，更多考验是人机合一和协同作战。”该师师长王卓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飞行之后的检讨反思，才是飞行训练的真正开始！”在这种训练理念的指引下，飞行员们放下装具包，就打开电脑包，在空中发生的任何战术动作，都需要通过复盘将原因讲清。“赢了，要看赢在哪里;输了，要看输在哪里。”杜浩愈发地追求细致，就像看大片一样，会一遍遍过镜头。
飞行员训练科目中，自由空战的比例愈发增多。“以前自由空战只是尖子队伍参加，现在是全员普及。且每个人至少要达到几十个架次以上。”B团参谋长吕根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提升训练的“含战量”，不能只注重架次，更要看每个架次对实战的贡献度。
贴近实战的训练理念，也能够从新修订的飞行大纲里窥得一二——从2016年开始，空军飞行院校将大量引进歼-7、轰-6战斗机参与教学，使飞行学员尽早感知未来战场、掌握战斗技能。
中共十八大之后，空军也在悄然变化，抓实战化训练，各项任务的强度、难度、频度空前增加。而这些变化，直接对空军后勤保障能力提出新挑战。
该师B团场站副参谋长郭魏巍曾在夜里11点接到任务指令，要求全团在8小时内完成转场出动准备，18小时内到达距离该团600公里外的某机场。凌晨零点，转场开始。
航材、器件、备件、弹药等，装了上百辆大卡车。“当时觉得不适应，但现在早已习惯半夜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进入战斗状态。”郭魏巍说。
“决不能让国家领空被侵犯”
12月13日下午4点， A团门口的球场，不少人在围观篮球赛。飞行员固定的训练包括跑步、固轨等，篮球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冲在最前面的是陈权龙，他身手敏捷，是队里的前锋，只见他刚拿到球，就向对方半场带冲过去，速度之快让对方避之不及。找准空当，百发百中。陈权龙有一个6岁的女儿，在家的时候，女儿总让他抱着转圈。“爸爸是开飞机的，不会晕。”
王登东只能在场下看，他有着“老飞”典型的“毛病”——膝盖不好。每次飞行的时候，王登东都会戴上护膝，“座舱里，风从底部吹上来，膝盖不舒服。”他更愿意快走，边走边听一些节奏较快的音乐，每次至少走45分钟。
“平常压力太大，运动起来可以喊一喊，笑一笑，释放一下。”王登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2年，钓鱼岛问题日趋突出后，王登东所在的师战备任务愈加繁重。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规则指出，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服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指令。对不配合识别或者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国家的东大门，也是我们时刻保卫的地方。”王登东说。
飞行员杜浩曾与某国飞机伴飞，“大家都靠在自己的边界平飞，那时候，我心中会升腾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不能让国家的领空被侵犯！”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杜浩每天都会做好执行任务准备。每次出发前他都会跟妻子说一声“有飞行”，任务完成后也只是一句简单的“回来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杜浩都会打电话告诉妻子。“她半夜睡着，都会听得到飞机声，突然听不到就会很担心。”
25岁的“掌门人”
飞行间隙，某团战术研究室里座无虚席。包括师团领导在内的全师所有某型三代机飞行员，静静地坐在讲台下，边听边记。令人惊诧的是，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是一名年轻的三级飞行员。
他叫孙腾，他是某型精确制导炸弹专攻精炼项目管理组长，出生于1988年，是这类弹型专攻精练的第四代“掌门人”。当组长不到两个月，他就攻克了某型炸弹复杂电磁环境快速发现、稳定截获等难题，创新的三角突破训法，一下将命中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多。
孙腾将这些归结为“喜欢琢磨”。他擅长技巧性项目，在所有体能训练科目中，悬梯是最难的，但他可以1分钟正反各转20圈，“别人荡5下才能转一个整圈，我只需要3下。”孙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喜欢打游戏，尤其是各种枪战游戏，并且能迅速在各种混乱的场景中找出目标。他笑说：学习力就是战斗力，我把这些经验移植到训练对抗中，效果不错。
专攻精炼小组，是这个师的一大特色，学习、研究、实践，再学习、再研究、再实践，是一个战斗力生成的良性循环。目标就是提高效率，专攻精炼小组组长往往对某一武器有专长，可以全权负责选人，并制定训练方案。孙腾所在的小组甚至有两个特级飞行员。
王登东曾是此类弹型的第二代“掌门人”。训练新员的时候，王登东会注意观察每个新员，寻找他们的操作习惯和特长。在这个过程，他发现了孙腾在该领域的专长。
在全师，像这样的专攻精炼小组共有十多个。“一个飞行员，一年飞行时间就只有一百多小时，在武器弹药的研究使用上时间有限。”王登东说，专攻精炼的组训模式，改变了以往由团到大队再到飞行员老传统，而是由小组组长直接对接飞行员，一旦小组成员对一个武器型号练精了，就可以交换到其他小组进行新的学习。
“用这种交叉互训的方式，可以迅速提高整个团队的能力，使得队伍里既有尖子，又有专家。”陈权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几年前的一次经历，是他们开展专攻精炼的原因之一。当时，A团飞行员在一次导弹实战中脱靶，一名飞行员将问题归结为受气象条件所限。然而随后，兄弟单位却一发即中。
为什么不如别人？在陈权龙看来，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表相，背后却是训练方法和思想的问题。“我们缺少在重大任务上一锤定音的人才。”陈权龙说。如今空勤大楼正前方悬挂着一个浮雕，上面刻着五个大字“这就是目标”， 陈权龙说，这是对手击中目标的视频截图，如剑在悬，才能警钟长鸣。
事实上，这种从学习力要战斗力的做法，也给予了年轻飞行员更多的机会和平台。2016年首次飞行后，陈鑫浩从飞机上下来有点懊恼——有一个动作他又没有做到位。飞机从3000米到5000米盘旋上升，按照规定，升到5000米正好完成180度的转弯。“我油门收晚了，多上升了100米，被前舱的教员拉了回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出生于1989年的陈鑫浩，飞行时间还不到500小时。在“老飞”的眼里，他还是只“菜鸟”。不过，2015年空军突防突击、实战打靶等重要任务，团里都让他参加，目的是让他在任务中摔打成长。
“我也是从新员过来的，我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渴望进步快，希望被认可。”王登东说，飞行员最大特点是个性张扬、思维开阔，只要敢于放手、善于引导，就能让年轻飞行员快速成长。
这次拿到“金头盔”之后，陈权龙反而陷入沉思。“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今天的成绩是明天的警钟，与未来战场的强大对手相比，我们还有差距。”陈权龙搓着手，“所以我们一刻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