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冲击首当其冲。在85美术新潮的带动下，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现代流派，以多元的表现形态打破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形成的单一创作模式，表达了渴望变化的思想主题，注重个体情怀的宣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一时期的学习与借鉴，更多的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生吞活剥，并非建立在本土已有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传统上的自然结果。因此，激情暂退之后，中国艺术家们陷入了思考乃至是焦虑：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该如何发展？如何对西方的现代主义美术进行有效借鉴？如何建立自己新的艺术语言？恰逢其时，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来到了中国。
一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油画艺术家开始频繁的访欧就美，直接来到西方国家求学游历，并得以直面正在发生的西方当代艺术。德国成为很多油画家的首选之地，以许江、马路等为代表的中国油画家，在这里受到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新表现主义”艺术的洗礼。这些艺术家学成归国之后，以美术院校为主要传播平臺，将“新表现主义”艺术介绍到了中国，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创作，进一步放大了“新表现主义”的社会影响。正如“新表现主义”本身所有的个性化、民族性特点，中国艺术家的引进和创作亦是区别于85时期“拿来主义”的艺术行为，带有强烈的自主性和民族性特征：“所有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图式和理念必然离不开中国90年代的文化取向和艺术走向。”[1]
何谓“新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表现主义又自德国登上世界舞台。作为波普艺术和极简主义的反向思考与实践，新表现主义承续世纪初的艺术传统——以表现自我为主旨，显示出了对世纪初表现主义思潮的回归倾向。这一流派在理论上对存在主义等哲学的观念有所接受，而在实践中吸收抽象表现主义等风格的营养，讲究绘画过程的情感突发和即兴处理，追求一种粗犷、激扬的美学风格。吕佩尔茨、伊门多夫、基弗、彭克、巴塞利茨等新表现主义艺术家，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创造与德国文化观念紧密相连，在高度发掘自我表现力的同时，表现出了缅怀民族传统的情境和反思战争历史的悲怆，在不断探索乃至建构着德意志文化的根基。”[2]
概括地说，“新表现主义”的产生，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于欧美世界的“后现代艺术”的某种反驳，他们重新将“绘画”这一被“后现代主义”驱离的动作带回了创作中，并赋予了新时代的阐释和完善。“新表现主义，该词用来指世纪年代末和世纪年代初，表现主义艺术在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复兴。从事新表现主义艺术实践的艺术家，在德国有巴塞利兹，基弗和波尔克，还有基亚、库基，以及美国的费舍尔、萨利和施纳贝尔。”[3]。
“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态度，重新诠释了对创作的重视。因为每一位画家的经历、成长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立场也不一样。故而在“新表现主义”的大旗下，艺术家的作品均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如巴塞利兹利用“形象倒置”的方法进行创作，来淡化观者对绘画主题的关注，从而使观众的注意力放到绘画本身。安塞姆·基弗的作品渗透着对德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他利用稻草、树枝、灰土、水泥、虫胶、织物、石头、模型、照片、版画、沙子以及铅铁等带有象征性的异质材料，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给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伊门道夫的作品利用隐喻性的政治符号，创作出带有明显政治象征主义的作品，诠释了艺术存在的社会意义。被称为德国新表现主义之父的吕佩尔茨，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将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钢盔、军装、谷穗等符号融入绘画中，用色则充满了沉重的意味……
“这些差异，从全世界的角度考量，可能会视作某种民族性或者国家性的特征……但是，在画面内容、创作方法、主题、绘画风格以及与艺术史和历史的关系层面上，对民族性问题进行讨论，是可能的，而且也更为明确。也许正因为这样，当西方各国的具象绘画，在世纪年代产生了国际性影响以后，随即带来了新表现主义绘画，特别是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绘画，与民族性、国家性、德国性有关的争论。”[4]而中国当代油画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上，从“新表现主义”中承继精粹，发展了自我。
二
著名理论家殷双喜曾指出：“中国讲究温良忍让，比较敦厚、中庸，我们写实主义四平八稳，讲述一些正确的故事，正确的道德观;但表现主义更注重表现人的主体性的张扬，精神状态的舒展，表现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绘画的过程中，有一个身体和生理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仅是精神的解放，也是一种身体的解放，这也同样是我们现在社会最为缺乏的：一种自由自在，舒畅的精神。”[5]
可以说，中国当代油画家基于表达“自由自在，舒畅的精神”的基调，从民族性、个性化的艺术观念着手，开展深入的东方式思考与探讨;借用变形的手法和综合的语言进行画面视觉上的革新，对绘画本体语言的多元探索是得益于“新表现主义”的启迪，特别是“新表现主义”自带的个性化、民族化的气质。
中国的油画家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注重在本土现实中生发的文化经验和艺术语言的重要，开创了中国的新意象表现，在现代化道路上，建构起历史文脉和本土经验的联系。85美术新潮之后，中国艺术界长期处在迷失、彷徨、游移的状态，对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对外来文化如何进行借鉴均颇有无所适从之感。中国油画家们基于对“新表现主义”的深入理解，在认知和体验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绘画语言，从而形成了带有自我鲜明特色的，民族化的油画语言特质。
马路可能是第一位直接接触德国“新表现主义”的画家。作为第一个被公派到德国学习的学生，回国后他开始思考以什么形式进行民族性的绘画创作。他尝试利用中国书法和写意绘画作为一种新探索，并且深挖社会现实，寻找浓缩社会典型的人物与事件，在具体的绘画创作中，利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不放弃画面“形象”的同时，试图消除或减弱绘画中形象的主题内容。
更广为人知的是许江的作品。许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创作了《大轰炸》《围城》《石碑》等作品，作品气势恢宏，有一种强烈而独特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他描绘的废墟蕴含了沉淀的历史，从《世纪之弈》到《历史的风景》到《葵园》系列，我们可以从其画面捕捉到许江对民族文化根源的不断思索、追问和重建。
周春芽的《绿狗》系列作品，释放着“新表现主义”思想的怪诞表象。他将绿狗幻化成具有风格化、程式化的符号，充满着前卫和先锋的意味。但同时，他在具体的线条、笔触痕迹处理和整体氤氲的把握上，又传达出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独有的韵味。正如吕澎评价的那样，这是“来自西方的强烈的意志力量与传统给予的温情的柔美气质有了水乳交融的结合。”
三
在社会公众的认知范畴内，“新表现主义”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含混的形象和综合的材料语言，这带来了画面视觉上的巨大革新，也是“新表现主义”与“表现主义”的主要外在差异。受“新表现主义”绘画影响的中国油画家们普遍借鉴了该流派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和利用综合材料的观念，并由此更好的激发了中国艺术家对油画本体语言研究的兴趣。
中国画家对综合材料的使用亦从“新表现主义”中汲取灵感。在留德回国的艺术家群体中，张国龙是综合材料利用的代表性艺术家之一。他特别关注材料，尤钟情于具有东方象征意味的黄土、砂石、宣纸、碑帖拓片等材料的运用，从开始的作品《黄土》就一直蕴含着强烈的中国符号;黄土地上养育了黄种人，蕴含着内在的一种黄土堆积的厚重感。明显受到安塞姆·基弗的深刻影响，但是呈现出了本土化的语言特色。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自己对故乡黄土地的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精神的追求;“我是将抽象的画面作为生命活力、表现形态，让生命意志在无意识的作画行为中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强调布局的单纯和严谨，虽是从西画入手，却顽强地表达着中国大西北黄土地上的灵魂。”[6]
材料的大量进入和表达媒介的不断宽泛，势必带来艺术家们对绘画本体语言的重新认识。在“新表现主义”这里，绘画语言，不再仅仅指的是线条、色彩、块面，而是充满了无限大的高度包容的可能。这种让艺术家高度兴奋的无限可能，促动他们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的思考，从而更加注重对语言的自由化、个性化表达，使得绘画技法的革新与绘画效果的新奇更为绚烂夺目。
在进行本体语言探索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当代中国油画家群体中，申玲和闫平是卓越的代表。申玲的作品采用感官效果强烈的表现形式，大胆的笔触和浓烈的色彩，表现出人物独特的面部特征和体态，将内心的情感宣泄的直截了当。同样身为女性画家的闫平，她的作品也是没有太宽的叙事范围，她泼辣的用笔和带有强烈主观情感的色彩表达出了真实的自我叙事。特别是她九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如《母与子》系列，注重表现真实的自我。她绘画中具有中国书法和中国写意绘画的魅力，在主题上多表现的是平淡的社会真实，在视觉效果上却带有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结语
正如本文的开篇所述，与85新潮时期的全盘拿来不同，中国当代油画家对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并不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文化实际的生搬硬套，借以发泄开放后面临的巨大冲击与心理落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油画家们，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和崇高的使命感访德就美求学取经的。面对“新表现主义”的视觉冲击和思想震动，马路、许江、周春芽、张国龙、申玲、闫平等人，直接或间接的接受了这一流派的技术手段和思想主张，同时深深地植根于东方的、本土的、自我的文化环境，进行着全新的创造，赋予了当代中国油画以更为斑斓多彩的面貌和更为契合全球文化交融的气质。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对以德国为主要阵地的“新表现主义”研究、探讨、吸收、传播仍然需要继续加强。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油画家们，应当更为主动的接触“新表现主义”的文化内核，思考在艺术本体语言上的独立，在形式探索上的自主，并尤其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艺术创作，充分表现中国艺术家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的独特判断与表达，更好的发出东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黄丹靡、胡戎 《新表现艺术——情感的栖居地》，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年版，p5页
[2]张望 《重构——基弗在中国（济南站）》前言 http：//mp.weixin.qq.com/s/FzyEhFnoPCmAFm3p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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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考斯·斯坦戈斯主编：《艺术与艺术家辞典》，三联书店，p258页
[4]刘海平 《绘画的“回归”——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四章，“德国新表现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
[5]【雅昌专稿】中国留学德国艺术家群体：“互补与契合”下的新思考_原创_雅昌新闻 https：//news.artron.net/20170424/n925643.html
[6]张国龙：《黄土魂》北京出版社，2005年出版，p30页
（作者單位：荣成市书画院）